9月23日，马尼拉。在这一天，控辩双方各自有15分钟的发言时间，随后参议员将直接进行投票。这样短暂的辩论时间便可看出，四位退休的大法官并不是来审理案件的，而是来为最终投票结果做背书的。这四位分别是潘加尼班、普诺、阿兹库纳和戴维德，凭借他们的名望，菲律宾法律界对此慎重以待。前首席法官、1987年宪法的起草人以及曾亲自参与推翻埃斯特拉达的资深法官齐聚一堂，只为一件事情：16票的定罪门槛是否可以更改。表面上看，这涉及到宪法的解释权之争，实际上，关键在于参与投票的参议员数量及其影响。

菲律宾参议院有24名参议员，如今需要16票才能定罪，这一门槛是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坚定维护的。然而，因法律争端缺席的三名参议员，使得投票的基数急剧缩小，16票从“极难”变成了“几乎不可能”。此时，萨拉·杜特尔特迫切需要这座大山来立足，她需要16票才能保障自己的政治安全，而马科斯阵营则希望其彻底失败。因此，现在的时机显得尤为重要，弹劾案走至此步，门槛问题为何被重新提出？原因在于菲律宾的选举周期。当前，萨拉·杜特尔特是民调中最具潜力的总统候选人之一，虽然老杜特尔特已下台，然而杜特尔特家族在南方的政治力量依然强大。马科斯家族若想在2028年前完全掌控局面，势必要拆除萨拉这座“障碍”。弹劾案成为了一种有效的工具，但这一工具能否使用，关键在于是否更改规则。

若保持16票的要求，以目前三名缺席和立场不稳的态势，马科斯阵营几乎无法凑齐所需的票数；而若门槛降低至简单多数或按出席人数计算，局势便会彻底逆转。简而言之，此次事件并非单纯讨论萨拉的有罪与否，而是看投票门槛最终将如何设定。四位大法官中，戴维德的角色尤为值得关注。他曾参与主持埃斯特拉达的弹劾案，2001年埃斯特拉达因腐败被推翻，此案中，戴维德扮演了关键角色。在86岁高龄之际，他以法律备忘录的形式再次参与到此案中，虽然无法投票，但他的意见对参议员们而言十分重要。潘加尼班和普诺则是阿罗约时期任命的首席大法官，而阿罗约如今是杜特尔特家族的政治盟友；阿兹库纳则与阿基诺家族有渊源，同时也是1987年宪法的起草者之一。四人的背景交织着菲律宾不同政派之间的微妙关系，参议员们心中自有一把算盘。

在9月16日，潘加尼班、普诺与阿兹库纳将亲自出席弹劾法庭发言，戴维德则通过法律备忘录参与。通戈尔律师清楚地表明，法庭之友所提供的是法律理论而非事实证据，交叉询问仅适用于证人。这表明，四位法官仅讨论法律原则，不涉及争论。经过这番发言后，参议员们进行投票。9月23日的投票并不是评判萨拉是否有罪，而是决定16票的门槛是否会被取消。一旦门槛被废除，萨拉的政治生命就进入倒计时，而若门槛维持，则对马科斯阵营来说将是一次重击。此外，三位缺席的参议员本身也发出了一种信号，尽管法律纠纷表面上是原因，更深层的考量只有他们自己知晓。

菲律宾的政局向来不是法律文本所能全然解读的，更多的是由家族政治、选举周期及参议院内的权力博弈所塑造。戴维德当年通过弹劾程序使埃斯特拉达下台，而如今，他在法律备忘录的背后，试图影响萨拉·杜特尔特的前途。如此图景本身就极具意义。9月23日的投票表面上是宪法解释权的较量，实则是参议院内部各方阵营的一次显性对决。那些缺席的、回避的，或是突然出面的老法律人，各自在这场较量中努力寻求自己的位置。最终，萨拉的命运不在四位法官的掌控之中，而在于那些投票的参议员。投票者最终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选择。